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一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一浪一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 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一爱一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 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国成本的一浪一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国。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
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